2019年9月11日，被告劉某英與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約定劉某英擔任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土建項目經理，月薪1.3萬元，加班加點可安排休假或相應工作報酬。2018年8月8日，被告劉某英通過釘釘管理平臺向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人事主管陳某申請辭職，合同于2018年9月11日到期，不續約。8月13日，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因未報銷油費而撤銷申請，并向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發出書面申請。主要內容是勞動合同即將到期。請明確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是否續簽。8月15日，上哈虹口區一家基因公司向劉發出解除勞動合同的通知，以劉嚴重失職、營私舞弊、給公司造成重大損失為由解除勞動關系。劉某英接到通知后聯系陳某云，提出解除理由不真實，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和加班費，被拒絕。劉某英立即向有關部門舉報，哈爾濱虹口區某基因公司未按規定繳納民工社保，客戶公司在虹口區某項目(劉某英為該項目土建經理)違章建設。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董事長王某從他人處得知劉某英舉報后，安排陳某蕓約談劉某英。8月18日左右，陳某云與劉某英會面后，劉某英要求哈虹口區一家基因公司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和加班費，談判失敗。8月20日左右，王主動邀請劉到辦公室討論并私下錄音。同時，劉某表示，上哈虹口區一家基因公司應向其支付終止合同賠償、加班費、績效考核、高溫費、社保等費用及相關支付依據。王某回避了劉某提到的上述費用，并直接向劉某提出了撤回報告需要多少錢，并表示如果劉某撤回了客戶公司違章建設的報告，他將支付6.5萬元，撤回了上哈虹口區一家基因公司社保事宜的報告。同年8月27日左右，王再次主動采訪劉，私下錄音，要求劉出具承諾書13.5萬元。劉某英手寫一份后，王某對付款原因提出異議，要求劉某英在上哈虹口區一家基因公司打印承諾書上簽字。內容如下:劉某英承諾在收到付款人支付的人民幣2.3.5萬元(大寫:2.3萬5萬元)后，一天內撤銷對某項目的投訴。上哈虹口區補償、未結算工資和報銷由上哈虹口區基因公司在撤銷投訴后一天內結算。結清涉及辭職的全部費用后，一天內向有關部門撤銷對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的投訴。劉某英按照王某的要求在劃杠處填寫金額，簽字后對打印內容提出異議，并當場撕毀承諾書離開。由于幾次談判失敗，劉開始準備勞動仲裁申請材料。9月11日，王向哈虹口區基因市公安局閔行分局魯匯派出所報案，理由是劉某英敲詐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巨額資金。9月17日，劉向上海虹口區基因市浦東新區勞動人事糾紛仲裁委員會提交仲裁申請，要求上海虹口區基因公司賠償加班費、高溫費、年假費、單方面終止合同補償和扣除工資，列出賠償金額，總計143022元，并提供勞動合同、考勤表、加班證明、社會保障中心通知等證據。9月19日，仲裁委員會受理案件，并將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的答辯狀和證據送達劉某英。9月20日，劉某某接到陳某某的通知，到哈虹口區一家基因公司領取退工單。王某還主動提出可以先向劉某某支付一部分錢，并在與劉某某協商確定金額后，通過公司轉賬向劉某某支付3萬元。同時，劉某英在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打印收款原因后，在收據上簽字。內容如下:今天收到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3萬元。收款原因:撤銷向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及其客戶公司投訴的費用。收款人劉某英3萬元。談判和付款過程也由上哈虹口區一家基因公司私下錄制。10月19日，公安機關逮捕了劉某英。原定于10月22日開庭的勞動爭議仲裁案因劉某英被捕中止審理。

　　上海虹口區刑辯律師提示行為人行使權利的行為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應從行為人目的的合法性和手段的合法性兩方面進行綜合考量。如行為人的目的合法、手段合法，則不應認定其構成敲詐勒索罪。
 

　　虹口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劉某英的行為不構成敲詐勒索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理由不成立，應對劉某英宣告無罪。針對被告人劉某英的辯解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經查，一、劉某英的行為不具備敲詐勒索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主觀特征。根據認定的證據，劉某英與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之間確實存在勞動爭議糾紛，劉某英在與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的商談中始終提出要求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支付解除合同賠償金、加班費、年假費等勞動爭議款項，且在商談失敗后即申請仲裁；劉某英也未在勞動爭議款項之外另行向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索要撤回舉報的錢款，故劉某英對于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不存在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二、劉某英的行為不符合敲詐勒索罪中以威脅、要挾手段，強索公私財物的客觀要件。首先，劉某英的舉報行為不屬于敲詐勒索罪中的威脅、要挾手段，而是其爭取民事權利的一種方法，且事后證明其舉報內容屬實。其次，本案中劉某英討要錢款不具有主動性，從商談金額到出具承諾書到支付3萬元，每次均系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主動，尤其是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已報案并由公安機關立案后仍主動要求先向劉某英支付3萬元，完全不符合敲詐勒索案中被害人受脅迫、不得不為之的情形。故判決被告人劉某英無罪。
 

　　一審宣判后，虹口區檢察院提出抗訴，上哈虹口區基因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認為全案證據尚不足以支持抗訴理由，決定撤回抗訴。上哈虹口區基因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撤回抗訴。

　　虹口區魯迅公園刑事辯護律師認為權利行使受到法律的積極保護，敲詐勒索則是刑法明確規定的罪名，二者本應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但從早年的郭利天價索賠維權案，到近年的華為員工李洪元追索勞動報酬案，合理行使權利與敲詐勒索罪的界限似乎仍待厘清。猶如此前的敲詐勒索案件，審判實踐中對本案的處理亦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劉某英以舉報公司存在違法行為為要挾，向公司勒索13.5萬元，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敲詐勒索罪。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劉某英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未實施威脅、要挾手段，不構成敲詐勒索罪，應認定為無罪。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劉某英的行為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敲詐勒索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威脅或者要挾的方式，強行索要較大數額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行為。其基本結構為：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他人實施威脅——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對方（被害人）基于恐懼心理而處分財產——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產——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而正當的合理行使權利行為一般是在自身權益受侵害的情況下，以合法手段實施的維權行為。二者都可能使對方產生恐懼心理，進而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對方遭受財產損失。區分二者的關鍵在于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和客觀行為，可以從行為人目的的合法性和手段的合法性兩方面予以考量。
 

　　一、行為的手段方式是否合法，即手段的合法性判斷

　　合理行使權利需要具有權利基礎，同時權利行使的手段、方式也應合法。客觀上的威脅或者要挾行為是敲詐勒索罪的行為方式，但從目前的法律規定和審判實踐來看，對威脅或要挾的行為方式和內容并沒有明確的限定。筆者認為，某一行為只需能夠對對方造成精神上的壓力，對方因該行為而產生恐懼心理，進而違背其真實意思表示交付財物，就可以認定該行為屬于敲詐勒索中的威脅或要挾行為。因此，合法行為和非法行為均可能被認定為威脅或要挾行為。行為人以非法行為進行威脅或要挾，同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構成敲詐勒索罪無疑。審判實踐中，以向新聞媒體曝光或向相關部門檢舉揭發相威脅、要挾的情況較為多見，該威脅或要挾行為本身合法，行為人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有觀點認為，即便其采取的維權手段合法，其舉報的內容屬實，但由于舉報內容與行為人意圖維護的合法權益之間缺乏關聯性，屬于權利濫用，其行為違法，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筆者贊同上述觀點。消費者對經營者的經營行為有監督權，勞動者對單位違反勞動法的行為有檢舉揭發權，只要行為人沒有捏造、虛構事實，其曝光、檢舉揭發行為本身具有合法性。但如果檢舉揭發的內容與行為人（消費者、勞動者）意圖維護的合法權益之間缺乏關聯性，該檢舉揭發行為仍應被認定為威脅或要挾行為，同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應認定為構成敲詐勒索罪。
 

　　本案中，劉某英投訴、舉報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未按規定繳納民工社保、公司項目存在違章搭建等內容屬實。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系從他人處得知劉某英舉報之事，而非劉某英主動告知，劉某英并未以投訴、舉報對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進行要挾，其投訴、舉報行為本身具有合法性。且本案中劉某英討要錢款不具有主動性，從商談金額到要求出具承諾書到支付3萬元，均系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采取主動，尤其是上哈虹口區基因某公司在已報案并由公安機關立案后仍主動要求先向劉某英支付3萬元，不符合敲詐勒索中被害人因受脅迫產生恐懼心理，進而違背其真實意思表示交付財物的情形。
 

　　二、行為的事實或權利依據是否存在，即目的的合法性判斷

　　合理行使權利應當以權利存在為前提，如果事實依據或權利基礎不存在，自然也就無權利可行使。在無權利基礎的情況下，行為人向他人索取財物，當然應當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同時又采取威脅或者要挾的方式強行索要財物，則構成敲詐勒索罪。如行為人知曉對方犯罪事實，以向司法機關舉報為要挾索取財物，成立敲詐勒索罪。
 

　　在存在相關事實或權利依據的前提下，行為人提出的索賠數額是否可以作為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據？有觀點認為，法律并沒有對索賠數額作限制，協商賠償數額本質上屬于民法范疇，應當遵循意思自治原則，因此索賠數額不應作為罪與非罪的界限。筆者贊同上述觀點。雖然行為人的索賠行為無論是以法律還是以相關事實為基礎，其索賠金額均存在相應的計算依據，具體金額可以大致預估，在此情況下行為人仍主張過高數額，并不能據此直接認定行為人對高出合理金額部分的數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索賠數額可以作為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一個考量因素，但不應成為決定性因素。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應當結合個案事實具體認定，可以區分行為人行使權利的行為與意圖維護的基礎權利是否存在關聯性區別判斷。如行為人行使權利的行為與其意圖維護的權利之間具有關聯性，則不應認定行為人高額索賠的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使權利的行為可以看作是行為人最大化爭取自身民事權利的方法和手段。反之，如行為人提出高額索賠，其行使權利的行為與其意圖維護的權利之間缺乏關聯性，則應當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
 

　　具體到本案，劉某舉報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的原因是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以嚴重失職、營私舞弊為由終止勞動合同，未能要求賠償等費用，然后開始申請勞動仲裁。整個過程反映出劉某一直在與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討論勞動爭議費用的結算，劉某要求勞動爭議費用的行為有事實和權利依據。根據勞動仲裁申請內容等證據，提出的13.5萬元勞動爭議金額具有一定的事實和法律依據，除向哈虹口區基因公司索取勞動爭議費用外，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綜上所述，在這種情況下，劉的行為目的是合法的，手段是合法的，不構成敲詐勒索罪。同時，筆者認為，勞動者在追索勞動報酬過程中的不當行為不應輕易被定性為犯罪行為，特別是于舉報用人單位違反勞動法律法規勒索勞動報酬的行為，在確定該行為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時，應謹慎對待。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發生勞動爭議時，勞動者一方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獲取證據的能力相對較弱。勞動者在言語或行動上容易產生過度行為，往往以舉報用人單位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為籌碼進行談判和協商，以獲得足額甚至高額的勞動補償。如果勞動者提出的賠償金額有一定的計算依據，只要賠償金額不明顯高于實際損失，就不應認定勞動者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進而構成敲詐勒索罪。本案中，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確實存在未按規定繳納農民工社保、違章建設公司項目的違法事實。即使劉以舉報上述違法事實為由向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要求支付勞動補償，雖然上哈虹口區某基因公司項目違章建設與劉主張的勞動權益缺乏關聯，但由于劉提出的補償金額并沒有明顯高于其實際損失，不具備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不應認定劉構成敲詐勒索罪。
 

　　魯迅公園刑事犯罪律師提示厘清敲詐勒索與權利行使的界限，不僅可以防止刑法不當地擴大懲罰范圍，同時也能給民事關系中的行為人在維護權利時發出審慎行為的信號。希望本案的裁判能夠引起更多關于敲詐勒索與權利行使界限的思考，并進一步厘清二者的界限，避免諸如郭利維權案、李洪元追索勞動報酬案的發生。   上海虹口區刑事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