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竊轉為殺人怎樣進行量刑

一、基本案情

2008年12月22日18時許，被告人趙某某來到廣州市**區某路**號**房，利用其之前租住該房時留下的鑰匙打開房門欲盜竊財物。人屋后，被告人趙某某先到廚房拿了一把水果刀以備有人在家時反抗，隨后便開始在房內翻找財物。約20分鐘后，被害人王某某(女，20歲)回到家，被告人趙某某聽到開門的聲音，遂躲人陽臺的窗簾后面。約40分鐘后，被害人李某某(女，21歲)也回到家。當被害人王某某到陽臺時，發現了被告人趙某某并大喊“救命”，被告人趙某某即用水果刀捅刺被害人王某某的頸部，致其死亡。被告人趙某某欲開門逃跑，發現門被掛鎖鎖上。這時，從洗手間出來的被害人李某某發現被告人趙某某并大喊“救命”，被告人趙某某又用水果刀捅刺被害人李某某的頸部、頭部，致其死亡。隨后，被告人趙某某在鞋柜上找到掛鎖的鑰匙，劫取兩被害人的一臺筆記本電腦、兩部手機、一臺數碼照相機、兩個錢包(物品共價值人民幣7490元)后逃離現場。

二、爭議焦點

對于本案的定性，在實踐中存在爭議，爭議焦點主要在于，對于盜竊過程中的故意殺人如何定性評價，是單獨認定故意殺人罪還是將其作為劫取財物的手段?

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搶劫過程中故意殺人案件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出臺之前，關于財產犯罪過程中的殺人行為應如何定性曾經爭論不休，仁智不一。其原因在于在構成要件方面，這類行為存在兩個故意(殺人故意和非法占有故意)、兩個行為(殺人行為和劫財行為)、兩個客體(他人生命權和財產所有權)。盡管有了上述司法解釋，對于本案的定性，在實踐中仍存在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本案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和盜竊罪。主要理由如下：

1、本案被告人的殺人行為不是劫財的手段，殺人行為應單獨認定故意殺人罪。被告人在盜竊的過程中故意殺人，殺人之后取走被害人的財物。單從客觀上看似乎殺人是取財的手段。但定罪要遵從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搶劫是復合行為，行為人在主觀上也是復合故意，即在認識因素上，行為人不僅要認識到其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和非法占有行為，還要認識到其實施的暴力、脅迫行為是為了非法占有，二者之間是手段和目的的關系。本案被告人不是為了制服被害人的反抗以達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殺人。被告人被發現后，被害人并未反抗，只是下意識地呼喊救命，被告人殺人是為了滅口。況且，被告人殺死第一名被害人之后欲逃離現場，更印證了其殺人不是為了取財，而是為了滅口。因此，故意殺人不是取財的手段，應單獨認定故意殺人罪。

2、殺人后的取財行為應認定盜竊罪。殺害兩名被害人后，本欲逃跑的被告人又臨時起意非法占有財物，是前期非法占有故意中斷之后另外產生的新的獨立的犯意，且是在被害人死亡后沒有知覺的情況下所為，應認定盜竊罪。

本案公安機關即持上述觀點，以故意殺人罪和盜竊罪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第二種觀點認為，本案應認定為(轉化型)搶劫罪和盜竊罪。主要理由如下：

1、本案被告人在實施盜竊犯罪的過程中被被害人發現，被害人并未對其實施抓捕，只是大呼救命，被告人殺害被害人不是為了抗拒抓捕或者窩藏贓物，但是是為了“毀滅罪證”。“毀滅罪證”不應當僅僅理解成“銷毀或者毀滅作案現場上遺留的痕跡和物品等以免成為罪證”，凡是“妨礙證據顯現、使證據的證明價值減少或者消滅的一切行為”，都是“毀滅罪證”。殺人滅口實際上就是為了使目擊證人無法提供自己犯盜竊等罪的證據的“毀滅罪證”行為。被告人犯盜竊罪，為了毀滅罪證而殺害被害人，其行為應認定(轉化型)搶劫罪。

2、殺害兩名被害人后，本欲逃跑的被告人臨時起意繼續非法占有財物，此取財行為是在被害人死亡后沒有知覺的情況下所為，應認定為盜竊罪。

第三種觀點認為，本案應認定為(普通)搶劫罪。這也是本文贊同的觀點，具體理由見下文分析。

三、具體分析

(一)對案件行為性質的判斷，要綜合被告人的整個犯罪故意和行為的全部過程，不能割裂前后行為的內在統一性，孤立地對某一行為作出評價。綜合被告人的主客觀方面，應認定殺人是取財的手段，不單獨認定故意殺人罪

1、被告人有搶劫的故意。被告人一入屋就拿了一把刀以備有人在家時反抗，這說明其有以暴力劫取財物的故意。“能偷則偷，不能偷則搶”，是其此時的主觀心態。究竟是偷是搶，要看客觀條件的發展變化。目的的明確性與手段的投機性并存，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出于情勢的需要也可以隨時改變手段。

2、殺人行為是為了制服被害人的反抗。被害人發現被告人后，雖然沒有肢體上的抵抗行為，但其下意識的呼喊可能招致他人前來，這是一種以言語表達的反抗。這種反抗無論對于被告人的占有財物還是成功逃脫，無疑都是一種威脅和妨害，而且成功逃脫是非法占有目的實現的應有之義。殺死被害人即徹底排除了這種妨害。

3、殺人取財是一個整體行為。不可否認，被告人殺害第一名被害人并非為了取財，否則其不會隨后即欲逃離現場。但其在殺害第二名被害人之后卻不逃離現場，而是繼續取財。其取財行為顯然有意識地利用了之前殺人排除妨害的結果，此時被告人故意的前后變化已經使其殺人和取財先后兩個行為成為一個整體，對其行為的評價也應具有一致性，因此可以得出殺人是為取財的結論。

4、對于被告人主客觀方面的認定，必須從整體上進行綜合分析。基于趨利避害的心理，被告人出于自身安全的考慮，在客觀條件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在是否繼續取財的問題上，在某個片刻，其兩種故意此消彼長、此強彼弱。因此其在殺死第一名被害人之后有欲逃跑的行為。但這只是其主觀故意上的一個反復而不是中斷。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本質，必須從整體上全過程進行把握，而不能以一個片刻的行為以偏概全。從行為全過程來看，被告人開始實施犯罪即有準備工具的搶劫預備行為和搶劫故意，殺死第二名被害人之后并未逃跑而是繼續取財，再結合被告人的整個犯罪目的畢竟不是剝奪他人的生命權，而是非法占有財物。況且被告人的盜竊一殺人一取財行為不僅在時空特征上具有時間和場合的密切性，而且在主觀上也具有心理上的聯系性。因此，在整個犯罪過程中，非法占有的目的始終處于支配地位，殺人行為服務服從于非法占有目的，殺人是劫財的手段，不應作為故意殺人罪單獨評價。

(二)被告人的整個行為過程是從盜竊到殺人取財的犯意轉化，轉化后的殺人取財行為符合(普通)搶劫罪的構成，直接適用刑法第263條定罪

被告人有先期的盜竊行為，本案是作為犯意轉化直接適用刑法第263條認定(普通)搶劫罪還是適用刑法第269條認定作為轉化犯的(轉化型)搶劫罪，還需進一步明確。

犯意轉化是指行為人在實施此罪的過程中，因客觀條件的變化，而改變犯意實施彼罪的情況。在實行犯罪過程中的犯意轉化，一般具有趨重性，即行為人本欲實施性質較輕的犯罪行為，后來改變犯意，實施性質較重的犯罪行為，因后行為符合轉化后的犯罪的要件，按照重行為吸收輕行為的原則，直接按后實施的重行為定罪。因此，轉化后的犯罪的認定并不依賴刑法的特別規定。在盜竊轉化為搶劫的犯意轉化的場合，盜竊的后行為(暴力和取財)符合刑法第263條規定的(普通)搶劫罪的犯罪構成，直接認定(普通)搶劫罪。

轉化犯是指刑法特別規定的，行為人在實施某一危害行為時，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另一種更為嚴重的犯罪，并應當依照后一種犯罪定罪量刑的形態。刑法第269條規定的(轉化型)搶劫即是典型的轉化犯，轉化犯的認定要依賴刑法的特別規定。如轉化型搶劫的盜竊的后行為(暴力行為)并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甚至不必然構成犯罪，整個行為需要按照刑法的特別規定，借助刑法第269條轉化認定。

在這里，對第二種觀點匯中的滅口即是“毀滅罪證”的認識。也不否認，被告人的殺人目的并非單一，除了為了排除妨害以獲取財物，同時也有滅口毀滅罪證的目的。如果本案被告人殺死兩名被害人后逃離了現場，沒有再繼續非法占有財物，則該行為應當認定為“犯盜竊罪，為毀滅罪證而使用暴力”的(轉化型)搶劫。但本案事實是，被告人殺害兩名被害人后，又繼續非法占有財物。如上分析，其殺人一取財是一個整體，不應分割開來分別評價。盜竊與殺人取財行為，前行為是后行為發展的所經階段，后行為是前行為發展的結果。其犯意和行為性質是從盜竊到殺人取財的轉化，轉化后的殺人取財行為與刑法第263條規定的暴力劫財無異，“盜竊過程中的殺人”實質上也演變為“劫取財物過程中的殺人”，后實施的殺人取財行為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按照犯意轉化重行為吸收輕行為的原則，以轉化后的搶劫行為認定行為性質，直接適用刑法第263條定罪處罰。

(三)殺人后的取財行為不是另起犯意，不應單獨認定盜竊罪

第一和第二種觀點都將殺人后的取財行為認定為盜竊罪，是割裂了前后行為的內在統一性，將各個階段的行為孤立評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8條規定：“行為人實施傷害、強奸等犯罪行為，在被害人未失去知覺，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處境，臨時起意劫取他人財物的，應以此前所實施的具體犯罪與搶劫罪實行數罪并罰;在被害人失去知覺或者沒有發覺的情形下，以及實施故意殺人犯罪行為之后，臨時起意拿走他人財物的，應以此前所實施的具體犯罪與盜竊罪實行數罪并罰。”按照上述司法解釋，在被害人失去知覺的情況下非法占有財物，從秘密竊取的角度，認定構成盜竊罪沒有問題。但殺人后的取財行為定性為故意殺人和盜竊數罪，是指殺人前本沒有取財的故意，殺人后臨時另起新的犯意非法占有財物，才將盜竊罪單獨評價。

本案被告人殺人前即存在非法占有故意，而非殺人后臨時起意非法占有財物。另外，另起犯意一般是指在行為實施終了之后另外產生與前罪異質的故意，而非在行為實施過程中產生與前罪同質的故意。本案被告人的殺人取財行為是一個整體，取財發生在行為正在實施的過程中，且與之前的非法占有故意同屬侵犯財產的性質，不存在另外起意的情況。因此，不應單獨將取財行為認定盜竊罪。

上述第一種和第二種觀點，單從行為的各個階段孤立地看都有一定道理。但定罪是一個綜合判斷、邏輯推理的過程，要從行為全過程進行整體上的分析，不能割裂前后行為的內在統一性，將各個階段的行為孤立評價后再簡單相加。

四、審判結果

2009年8月，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改變公安機關對案件的定性，適用《刑法》第263條以搶劫罪對被告人趙某某提起公訴。2009年12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被告人趙某某犯搶劫罪(適用《刑法》第263條)，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上訴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維持原判。

以上知識就是上海刑事律師小編對“盜竊轉為殺人怎樣進行量刑”問題進行的解答，犯罪嫌疑人實施盜竊行為時，將被盜者殺害的，構成盜竊罪和故意殺人罪，最高量刑是可對犯罪嫌疑人處予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