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余某系東北大連人，2010年來上海謀生。2018年3月間，其經預謀后在每天傍晚時分，以嫖娼為名，前往賣淫女所租住出租屋內實施搶劫行為，先后實施搶劫行為15次，搶劫賣淫女15人，劫得人民幣計5萬元整。后賣淫女報警，余某被抓獲，并以搶劫罪被追究刑事責任。本案審理過程中，余某是否構成入戶搶劫成為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

我國刑法關于入戶搶劫的法律規定

我國《刑法》第263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入戶搶劫、多次搶劫等八種情形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可見，《刑法》將入戶搶劫作為搶劫罪加重情形，起刑點就是十年有期徒刑，如果還有多次搶劫的，完全不排除被處以無期徒刑、死刑。

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明確“入戶搶劫”，是指為實施搶劫行為而進入他人生活的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包括封閉的院落、牧民的帳篷、漁民作為家庭生活場所的漁船、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進行搶劫的行為。可見，入戶搶劫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主觀上具有搶劫的動機，即為了搶劫而入戶；二是戶必須具備與外界相對隔離的物理性特征，以及供生活起居的功能性特征；三是搶劫行為必須發生在戶內。

從具體案情出發，尋找辯護突破口

上海瑞美克律師事務所王剛刑事辯護律師團隊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辯護：

首先，刑法第263條將“入戶搶劫”作為搶劫罪加重犯罪構成的典型行為，是基于“戶”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安穩性、私密性、保障性，是人們安身立命的基本所需，是人們休養生息的最終屏障。一旦實施入戶搶劫，對受害人家庭、對小區安全、對特定區域的社會安定秩序將形成巨大沖擊，和極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可以看出，這里重點保護的是休養生息的安居之所、棲身之處。

而本案中，賣淫女利用出租房進行賣淫嫖娼非法經營活動，通過網絡針對社會不特定對象發布招嫖信息，任何有意者均可順利進入出租房內，而不僅僅是余某。可見，此時的出租房是對外開放的，是營業性的，是不私密的，與休養生息的戶具有明顯區別。賣淫女是利用私密的出租房進行著不私密的賣淫嫖娼活動，不具備搶劫罪中“戶”的安定性、保障性。

同時，賣淫女于每天傍晚時分招嫖，該出租房所承載的功能是賣淫嫖娼的經營活動，而非居家生活。不能認為出租房具備與外界相對隔離的物理性特征，而將其認定為搶劫罪的戶。在賣淫女利用該房屋從事賣淫活動時，本案出租房的功能已經從居家生活轉化為賣淫營利活動，發揮的是生產經營功能，亦不具有搶劫罪中“戶”的居家生活的特征。

其次，余某以“嫖娼”為名，騙得賣淫女信任順利進入室內，只是入室方式的不同，不會影響對出租房發揮功能的認定。出租房發揮何種功能，依事發時所承載的客觀活動決定，并不依賴于余某的主觀動機。主觀動機內容豐富，也無法與客觀功能一一對應。倘若余某是出于詐騙，或者敲詐勒索呢？會不會就此認定為“入戶詐騙”、“入戶敲詐勒索”呢？顯然不是這樣。

關于余某以性交易為幌子，賣淫女是在受蒙騙情況下才允許其進入的問題，解決的是“非法進入”還是“合法進入”的問題，解決的是“為了搶劫而進入”還是“進入后才搶劫”的問題，但并不能以此代替對“戶”的功能的認定。

再次，如果將余某的行為認定為“入戶搶劫”，即余某在賣淫女從事賣淫活動期間構成入戶搶劫；那么，假如余某在午夜三更，賣淫女熟睡之際，破門而入進行搶劫，自然構成入戶搶劫了。但從法益的侵害角度來講，即是將兩種不同的搶劫行為進行了相同的刑法評價，是不適當的。

最后，借鑒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844號指導案例的裁判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在評判該案時認為：“本案中，被告人黃衛松在入戶前既有嫖娼的故意，也有搶劫的故意。黃衛松以嫖娼的方式，誘使賣淫女帶其到出租房內。因此，黃衛松具有入戶目的的非法性……本案被告人黃衛松具有入戶目的的非法性，暴力發生在戶內兩個要件，但由于賣淫女的出租房在犯罪時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戶，因此不屬于“入戶搶劫”。

因此，判定入戶搶劫，要著重從戶的基本屬性出發，將戶的物理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相結合，注重戶的功能的相互轉化，以及功能轉化后對行為評價的影響，區分客觀功能轉化與主觀動機的界限，厘清“入戶搶劫”與“入戶后搶劫”，綜上，上海瑞美克刑事辯護律師團隊認為，余某的行為不構成“入戶搶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