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罪和民事欺詐都可表現為在經濟活動中采用欺騙方法取得對特定財物的不法占有狀態，但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二者相區分的關鍵所在。在倡導“疑罪從無”理念的當下，法官要更加審慎的運用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明標準：“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杜絕冤假錯案。上海的刑事律師咨詢在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無法證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指控的事實尚未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定罪標準時，對該指控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公訴機關天水市秦州區人民檢察院訴稱：2012年6月至2013年4月，被告人佘澤杰以工程資金周轉困難為由，用署名楊海琴、胡光瑞的兩個假房產證為抵押，分4次騙取方富恩現金36.3萬元，后佘澤杰失去聯系；2014年9月，被告人佘澤杰以工程資金周轉困難為由，用署名楊海琴的假房產證為抵押，騙取楊海中現金15萬元，后佘澤杰失去聯系；2015年3月25日，被告人佘澤杰以工程資金周轉困難為由，通過朱長席擔保，以署名謝春輝的假房產證騙取周長路現金10萬元，后佘澤杰失去聯系。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佘澤杰的行為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應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建議判處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沒收財產。

　　被告人佘澤杰對指控的事實供認，表示自愿認罪。

　　辯護人辯稱：對公訴機關指控罪名和犯罪構成沒有異議，但：1.被告人佘澤杰失去聯系不是為了非法占有借款，借款后未能及時還款是因為自身對工程的復雜性認識不足；2.被告人向被害人方富恩、楊海中借款系正常的民間借貸，虛假房產證在本案中的作用不大，佘澤杰辦假證也是對自己資信能力的夸大。

　　法院經審理查明：2012年6月11日，被告人佘澤杰虛構了與袁文忠在秦州區平南鎮合伙承攬的工程需要資金的事實，用署名楊海琴（佘澤杰母親）的虛假房產證作擔保，承諾按月利率５％支付利息，向方富恩提出“借款”20萬元；方富恩扣除3個月利息３萬元后付給佘澤杰17萬元。佘澤杰騙取錢款后部分用于揮霍、部分用于償還個人欠款及貸款，在被害人要求還款時以關閉手機、搬離住所、逃往外地等方式躲避。2016年1月6日，被告人佘澤杰被列為網上在逃人員，同年1月9日14時許，佘澤杰在珠海市拱北口岸南屏鎮被抓獲并臨時羈押在南屏看守所，當月19日被押解回天水。

　　關于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佘澤杰詐騙方富恩其余19.3萬元的事實，經查：1.2012年11月的一天，被告人佘澤杰向其堂兄胡光瑞提出，借用胡光瑞名下坐落于秦州區濱河西路工商局家屬樓3號樓1單元123室的房屋所有權證抵押借款，胡光瑞表示同意。11月中旬，被告人佘澤杰謊稱其已經承攬了麥積區天府商務綜合樓室外管網工程，該工程需要資金，偽造了署名胡光瑞的虛假房產證并以該證作擔保，承諾按月利率５％支付利息，向方富恩提出“借款”20萬元。當日中午，佘澤杰、方富恩找到胡光瑞，在胡光瑞帶領下三人同去抵押的房屋中實地查看后方富恩同意借款。方富恩將先籌集到的10萬元扣除利息1.5萬元后付給佘澤杰8.5萬元，佘澤杰給方富恩出具10萬元的借條1張，胡光瑞作為擔保人在借條上簽字。次日，佘澤杰從方富恩處取剩余借款時，方富恩從其朋友張林林處借來８萬元，扣除利息1.2萬元后付給佘澤杰6.8萬元；佘澤杰給張林林出具8萬元的借條1張，方富恩作為擔保人在借條上簽字。2.2013年4月25日，被告人佘澤杰謊稱其已經承攬了麥積區天府商務綜合樓室外管網工程，該工程需要資金，向方富恩借款4萬元。佘澤杰收到借款后出具借條一張。

　　關于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佘澤杰詐騙楊海中15萬元的事實，經查：2014年9月，被告人佘澤杰以承攬的麥積區天府商務綜合樓室外管網、綠化工程需要資金為由，通過楊海中、王建軍介紹向白換成借款15萬元。楊海中給白換成出具借條后，佘澤杰將事先通過他人制作的署名“楊海琴”的虛假房產證交給楊海中。借款到期后，佘澤杰給楊海中先后歸還利息共2.1萬元。白換成向楊海中催要借款時，楊海中替佘澤杰給白換成歸還本息16.88萬元。2015年3月8日，楊海中催要借款時，佘澤杰妻子王君梅替楊海琴出具證明，內容為“茲證明楊海琴與佘澤杰系母子關系，了解佘澤杰借款15萬元一事，故同意用本人房產證擔保，還款后交回本人房產證，如逾期不還，愿用房產證原值的其中部分15萬元抵押”。次日，佘澤杰給楊海中書寫借條并應楊海中的要求將出借人寫成王建軍，楊海中作為擔保人。2015年6月，王建軍將佘澤杰、楊海琴起訴至我院；同年7月27日，本院作出（2015）天秦民三初字第143號民事判決，判決佘澤杰歸還王建軍借款15萬元及利息并駁回其他訴訟請求。該判決已生效并進入強制執行程序。2015年11月楊海中攜帶抵押的房屋所有權證到房管部門查詢，得知系假證便向公安機關報案。

　　關于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佘澤杰詐騙周長路10萬元的事實，經查：2015年3月，被告人佘澤杰以承攬的麥積區一工程需要資金為由，以署名“謝春輝”的假房產證作抵押向周長路借款10萬元。2015年6月，周長路將佘澤杰起訴至我院；同年7月27日，本院作出（2015）天秦民三初字第160號民事判決，判決佘澤杰歸還周長路借款10萬元。該判決已生效并進入強制執行程序。2016年5月周長路攜帶抵押的房屋所有權證到房管部門查詢，得知系假證便向公安機關報案。

　　另查明，2013年11月8日被告人佘澤杰掛靠在天水天橋建筑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名下，與天水市天府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簽訂《天府商務綜合樓室外管網項目施工合同》，合同約定工程總造價115萬元，總工期為50天，即從2013年11月10日至2013年12月30日。合同簽訂后，佘澤杰組織人員進行施工并于2013年12月底完工。天府公司在2014年1月至8月分四次共給天橋公司支付工程款817560.16元，天橋公司扣除掛靠費后分四次通過轉賬方式給佘澤杰付款792259.5元。

　　2014年8月19日，天府公司與被告人佘澤杰簽訂《天府商務綜合樓室外管網項目施工合同》，將該樓室外景觀工程發包給佘澤杰，工程總造價520900元，總工期30天，即從2014年8月20日至2014年9月19日。佘澤杰將工程進行到一部分時因故停工，天府公司便將剩余工程轉包他人。佘澤杰在承攬上述兩項工程中，拖欠王有代材料費、租賃費127575元未付、拖欠陳小龍等13人勞務費未付。2015年7月28日，王有代將天橋公司、天府公司、佘澤杰訴至我院，我院審理后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5) 天秦民二初字第208號民事判決，判決由天橋公司、佘澤杰連帶支付王有代租賃費127575元；2016年3月10日陳小龍等13人將天橋公司、天府公司、佘澤杰訴至我院，2016年5月5日經本院調解由天府公司支付陳小龍等13人勞務費72782.83元，剩余65557.17元由佘澤杰支付。判決、調解生效后天橋公司、天府公司將拖欠佘澤杰的剩余工程款通過我院支付給王有代、陳小龍等人。目前天橋公司、天府公司、佘澤杰三方已結算完畢，天府公司、天橋公司未拖欠佘澤杰工程款。
 

　　裁判結果

　　法院認為：被告人佘澤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向被害人方富恩騙取錢款17萬元，數額巨大，其行為構成詐騙罪，依法應予懲處，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關于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佘澤杰詐騙方富恩其余19.3萬元、指控佘澤杰詐騙楊海中15萬元、周長路10萬元的事實，公訴機關未提供證據證明被告人佘澤杰借款后用于高額消費、揮霍浪費、攜款潛逃等，認定佘澤杰非法占有上列款項的證據不足，不予支持。綜上，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佘澤杰詐騙方富恩17萬元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予以支持；指控被告人佘澤杰詐騙方富恩19.3萬、楊海中15萬元、周長路10萬元的事實尚未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定罪標準，對該部分指控不予支持。

　　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人民法院（2017）甘0502刑初135號刑事判決：一、被告人佘澤杰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元；二、責令被告人佘澤杰退賠方富恩違法所得17萬元。

　　佘澤杰服從判決，未提起上訴；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人民法院未提起抗訴，該判決現已生效。

　　案例評析

　　1、司法實踐中如何區分普通的民事欺詐行為與詐騙罪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不僅是詐騙罪的構成要素之一，更是區分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根本界限。本案審理過程中，辯護人提出本案是一起普通借貸引發的民事糾紛，被告人佘澤杰構成民事欺詐，并不構成詐騙罪。此種觀點混淆了民事欺詐與詐騙罪間的界限：兩者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關系，不能因為客觀上存在交易關系就斷然否認詐騙罪的成立。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民事欺詐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由于客觀原因，一時無法償還；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不是因為客觀的原因不能歸還，而是根本不打算償還。關于被告人的行為是刑事犯罪，還是民事欺詐，區別主要在于被告人主觀上是否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而對其主觀上的認定，應當通過被告人客觀行為的表現來綜合判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主觀性相當強，不可能通過客觀事實直接證明，如何準確加以判斷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上海的刑事律師咨詢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認定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害后果進行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行為人自己的供述證明，而必須堅持在客觀基礎上的主觀判斷，即在查明客觀事實的前提下，根據一定的經驗法則或者邏輯規則，推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盡管“非法占有目的”屬于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但它必然通過一系列外化的客觀行為表現出來，我們可以根據其客觀行為表現以及行為效果推定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態度。詐騙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要以行為人實施的客觀行為活動為基礎事實，綜合考慮行為人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只有從行為人的詐騙技術過程、各個行為環節著手，綜合所有事實，經過周密的論證，排除其他可能，才能得出正確結論。

　    2、認定被告人犯罪的事實需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刑事訴訟關系到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者剝奪，這就決定了對于被告人的有罪認定必須達到很高的證明標準。排除合理懷疑標準被認為是人類認識活動規律在刑事訴訟中的體現，它很好地反映現代社會的價值選擇，能夠實現“疑罪從無”的人權保障理念，確保事實認定者作出正確的決定，同時也有利于減少錯判的風險。由于客觀真實不能再現，排他性標準過于嚴格，在司法實踐中難以做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要求顯然比排他性的標準更有可行性，也更能精確說明“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含義。如何認定案件事實清楚，從正面較難以把握，而從反面用排除合理懷疑的方法和標準就比較容易把握。

       本案對公訴機關指控佘澤杰詐騙楊海中15萬元、周長路10萬元的事實，佘澤杰雖使用了虛假的房產證作擔保，但該事實發生在被告人佘澤杰承包天府商務綜合樓之后、工程款結算完畢之前，從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可以看出被告人佘澤杰2013年至2014年期間從天府公司承攬的兩項工程真實存在，且被告人佘澤杰的供述，天橋、天府公司的工作人員的證言，相關書證均證實直到2016年8月前后，天橋公司、天府公司通過本院才將拖欠佘澤杰的工程款結清。因此，現有證據不能排除被告人佘澤杰將楊海中15萬元、周長路10萬元用于工程的可能性，故本案的證據還未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事實認定標準。既不能排除佘澤杰詐騙的合理懷疑，也不能排除其未詐騙的合理懷疑，無法達到證據充分的程度，所以認定被告人詐騙楊海中15萬元、周長路10萬元的事實尚未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定罪標準，對該部分指控不予支持。
 

　　3、認定被告人有罪需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

　　刑事訴訟法規定，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1.據以定罪的證據均已查證屬實；2.每個證據必須和待查證的犯罪事實之間存在客觀聯系，具有證明力；3.屬于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均有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4.現有證據總體上已足以對所要證明的犯罪事實得出確實無疑的結論，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結論。但由于案件所處的階段不同，對這一證明標準的認定所處的層級也不相同，上海的刑事律師咨詢總體而言對這一標準的認定應越來越嚴格，不能因檢察機關認為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審判機關認定時就理所當然地作出判斷。在案件審判過程中，法官應嚴格審慎地審查證據，排除符合常理、有依據的懷疑，應在法官內心確信已排除合理懷疑的基礎上認定證據的效力。

       具體到本案，對公訴人指控佘澤杰被害人方富恩騙取錢款17萬元的事實，被告人佘澤杰供述此時自己在銀行有數萬元貸款未還、對外負債十余萬元，在此情況下佘澤杰購買虛假房產證，虛構借款用途，拆東墻補西墻，甚至不惜許以高額利息以達到借款目的，這種不計后果，急于拿到錢款的做法，正是其非法占有主觀心態的客觀體現，被告人佘澤杰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觀上也實施了虛構事實、騙取錢款的行為，該行為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佘澤杰詐騙方富恩其余19.3萬元的事實（其中2012年11月15.3萬元、2013年4月4萬元），經查：佘澤杰在向方富恩借款15.3萬元時雖實施了以虛假房產證擔保、謊稱其已經承攬了麥積區天府商務綜合樓室外管網工程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但認定構成詐騙罪還需審查其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佘澤杰向方富恩借款出具了設有抵押擔保條款的借條，抵押的房產信息真實，抵押房屋系抵押人胡光瑞名下所有，胡光瑞作出愿意抵押擔保的真實意思表示，并帶領方富恩到設定抵押的房屋中實地查看；公訴機關指控2013年4月佘澤杰向方富恩詐騙4萬元，但佘澤杰僅出具借條一張，并未捏造虛假事實騙取對方信任，亦未提供虛假擔保，被告人佘澤杰供述從方富恩處取得的19.3萬元借款大部分用于天府商務綜合樓工程前期準備，且被告人亦實際在一年后承包了工程，公訴機關未提供證據證明被告人佘澤杰借款后用于高額消費、揮霍浪費、攜款潛逃等，故無法認定佘澤杰對該19.3萬元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指控被告人佘澤杰詐騙方富恩19.3萬的事實尚未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定罪標準，對該部分指控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