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被告人趙某某，男，漢族，1979年5月6日出生。2012年7月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2016年8月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千元，2016年11月19日刑滿釋放。2019年7月5日因本案被逮捕。
 

　　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趙某某犯盜竊罪，向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19年3月24日凌晨4時許，被告人趙某某經過事先偽裝（換衣服、戴假發套等）至上海市楊浦區朱涇鎮金龍新街436弄處，使用隨身攜帶的開鎖工具，打開被害人唐某某停放于此處的銀灰色大眾牌帕薩特轎車車門，竊得車內的現金人民幣12 000元（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及玉溪牌香煙一條，后步行離開現場。同年4月3日，趙某某被公安機關抓獲，到案后拒不供述相關事實。公安機關在其暫住地查扣了假發套、開鎖工具、手套等物品。
 

　　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趙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趙某某曾因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在刑罰執行完畢后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系累犯，應當從重處罰。據此，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于2019年12月6日判決如下：

　　1.被告人趙某某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千元；

　　2.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沒收；

　　3.責令被告人趙某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一個月內退賠被害人的經濟損失。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趙某某提出上訴，辯稱其確實到過案發現場附近，也換過衣服、戴過頭套，但沒有實施盜竊，案發現場的視頻監控沒有拍到盜竊的過程，被盜車輛內也沒有提取到其指紋痕跡，沒有直接證據證實其實施了盜竊行為。其辯護人提出，原判認定趙某某犯盜竊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建議二審法院發回重審或直接改判趙某某無罪。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在案所有間接證據均經查證屬實，能夠相互銜接、相互印證，已形成完整的證明體系，足以認定被告人趙某某實施了盜竊行為。被告人的供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無法得到合理解釋，不予采信。原判認定趙某某犯盜竊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量刑適當。于2020年3月23日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

　　（一）如何把握無直接證據的“零口供”案件的審查要點？

　　（二）如何運用間接證據構建完整的證明體系？
 

　　三、裁判理由

　　在盜竊、行賄、受賄等案件中，犯罪行為較為隱蔽、犯罪過程較為平和，通常缺乏相關錄音錄像、證人證言等直接證據，現場也不會留下暴力打斗、掙扎抗拒等痕跡，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或作無罪辯解，案件很可能面臨證據不足的窘境。如何把握好此類案件的審查要點、運用好間接證據定案，做到不枉不縱，是司法實踐的難點。
 

　　對于被告人拒不供述且無其他直接證據的，只要間接證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注：此處為2012年的解釋]，亦可認定被告人有罪。“零口供”下以間接證據定案，應嚴格堅持法定證明標準，遵循證據審查規則和疑罪從無原則。以單個證據品質為前提、以證據多（雙）向印證為主導，合理運用推定認定案件事實。同時，應當確保間接證據之間的協調性、間接證據形成的證明體系的完整性、間接證據推理出的結論的唯一性。
 

　　本案中，被告人趙某某始終作無罪供述（或拒絕回答），且沒有案發現場清晰的監控錄像等直接證據，在案所有的有罪證據都是間接證據。但是，本案經查證屬實的客觀性證據均指向趙某某作案，間接證據能夠相互印證且形成完整的證據體系，加之被告人的辯解前后矛盾、無法做出合理解釋，且有多次相似作案手法的盜竊前科可供參酌，綜合來看，可以認定趙某某實施了盜竊。具體分析如下：
 

　　（一）把握“零口供”案件的審查要點

　　在審查在案證據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的基礎上，著重審查發破案經過是否客觀、自然；客觀性證據的指向是否明確、單一；被告人的供述或無罪辯解是否合理。
 

　　1.審查發（破）案經過是否客觀、自然發（破）案經過是指刑事案件的案發以及偵查機關尋找、鎖定并抓獲犯罪嫌疑人的過程。偵查機關出具的發（破）案經過雖然不是證據本身，卻是證據賴以“溯源”的根本，立足發（破）案經過構建證據體系，既能在主觀層面反映偵查人員立案到破案的思維演進過程（即發現罪行、獲取證據、鎖定犯罪嫌疑人的思維判斷過程），又能在客觀層面表明證據體系的構建、完善過程和犯罪嫌疑人抓獲經過等情況。客觀、翔實的發破案經過材料有助于全面掌握案件事實證據、合理構建證據體系，進而確定案件事實。對于“零口供”案件，認真審查發（破）案經過是否客觀、自然，其意義尤為突出重要。

　　具體到本案，公安機關出具的破案經過表明，案發當日上午，公安機關接到被害人報案后立即展開視頻偵查，通過被盜車輛周圍的路面監控發現被告人趙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經過對趙某某活動軌跡的視頻追蹤，發現其于3月23日18時30分許乘公交車從上海市楊浦區楓涇鎮來到朱涇鎮，19時20分57秒拎著一黑色袋子消失在某點位的監控視頻中。同日19時39分10秒一男子經過偽裝后再次出現在該點位的監控視頻中（偵查人員實地走訪，此處有一荒廢的工廠較為隱蔽，推斷男子在此工廠換裝）。隨后該男子在朱涇鎮徘徊10余個小時，直至3月24日04時08分許出現在案發地附近，05時23分該男子沿亭楓公路有東往西行走，后消失在該點位的監控視頻中。之后趙某某穿著原先衣物乘坐公交車回楓涇鎮。偵查人員根據公安監控和人口系統比對，前往趙某某暫住地及其服裝店，搜查到偽裝的衣服、假發套和開鎖工具，遂將趙某某傳喚至派出所接受調查。

　　可見，本案被害人報案的過程和公安機關鎖定被告人趙某某為犯罪嫌疑人的過程客觀、自然。
 

　　2.審查客觀性證據指向是否明確、單一物證、書證、視頻監控等客觀性證據，受主觀因素影響較小，具有較為穩定的表現形式和判斷標準。相比于言詞證據的主觀性和反復性，客觀性證據能夠更加客觀、穩定地證明案件真實情況，具有極強的證明力。對于“零口供”案件，證據審查的核心自然要從口供轉向物證、書證等客觀性較強的證據。實踐中，客觀性證據的指向性越明確、單一，越有利于定案。

　　具體到本案，公安機關調取的視頻資料、制作的行動路線軌跡圖、從被告人處查扣到的衣服、假頭套、開鎖工具、香煙等，都是重要的客觀性證據，且該些證據的提取、扣押、制作等均依法定程序進行，證據均查證屬實，具備證明能力。根據監控視頻顯示，案發時間段前后只有一男子在案發現場附近出現過（案發現場為南北向道路，無其他出入口），經比對，視頻中男子穿著的衣服、頭戴的假發套均與被告人趙某某家中查扣到的衣服、假發套一致，庭審中趙某某亦承認其經過偽裝在案發時間段出現在案發地點附近；失竊的一條香煙與被告人家中查扣到的一包香煙比對后，系同一品牌、同一型號。上述客觀性證據收集合法、內容真實，且均指向趙某某作案。
 

　　3.審查被告人供述或無罪辯解是否合理

　　對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的審查，是準確認定案件事實的重要方面，通常可以通過分析被告人辯解的內容是否合理、穩定，是否與在案其他間接證據相互印證來判斷。被告人的供述和無罪辯解若有合理根據，能對現有證據提出反證，如有不在場或無作案時間的證據等，對于查明案件事實會有很大的作用。若被告人的無罪辯解不合常理、自相矛盾，或者與其他已查明的客觀事實和證據相矛盾，反而可以增強法官認定其作案的內心確信，甚至反向印證案件的主要事實。

　　具體到本案，被告人趙某某到案后始終作無罪辯解，具體理由包括：（1）其前往朱涇鎮系赴朋友的牌約，因朋友爽約獨自徘徊小鎮十余小時，期間換裝系夜晚天氣寒冷，沒有實施盜竊；（2）案發次日在銀行存的10,000元系自己的合法收入；（3）案發現場未能提取到其指紋或DNA痕跡。經分析，趙某某的供述存在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諸多地方均無法得到合理解釋，其無罪辯解能夠得到合理排除。
 

　　第一，對于沒有實施盜竊的辯解。經查，被告人對偽裝用的衣服、假發套、開鎖工具來源供述不一，一說是馬路上撿的；又說是他人（先是楊雷后是曹雷）給其保管的，但又無法提供給其的大概時間和他人的聯系方式。案發當晚其稱前往朱涇鎮找朋友打牌，又不能提供出朋友的具體姓名和聯系方式，對于和朋友打牌為什么要戴假發套、要換裝也沒有合理的解釋，庭審中時而辯稱飲料灑在衣服上所以換裝，時而辯稱晚上天氣冷沒有找到帽子所以戴假發套，當問及為什么凌晨把假發套和衣服換回來，其又辯稱凌晨感覺不冷了。該辯解前后不一，無法做出合理解釋。

　　第二，對于案發次日所存錢款系自己合法收入的辯解。經查，被告人供述自己的經濟狀況與查明的經營情況嚴重不符，如其供稱“自己小孩由哥哥幫忙撫養，不固定每個月給1 000元生活費，沒錢的時候都不給生活費”與“自己做服裝生意，有穩定的收入，每個月能結余3 000到4 000元”嚴重不符；其辯稱案發后次日的10 000元存款系做服裝生意賺的，與服裝店的經營情況、被告人的經濟收入嚴重不符；對為什么要舍近求遠跑到閔行區存款，其辯稱到閔行找朋友玩，身上習慣帶著大量現金，但又不能提供朋友的姓名和聯系方式，被告人的辯解與查明的事實不符，且不能得到合理解釋。

　　第三，對于案發現場沒有提取到其指紋或DNA痕跡的辯解。從被告人精心偽裝自己、半夜游蕩街頭等種種怪異行為、前科作案手法以及到案后拒不供述的情況，可以看出被告人具有較高的反偵查意識和躲避偵查的能力。被盜車輛內沒有提取到其指紋和DNA痕跡，并不能排除被告人戴上手套作案的可能。而且，公安機關在其住處查獲的頭套、手套、開鎖工具以及視頻監控、偵查實驗等在案證據均能相互印證，均指向被告人趙某某實施本次盜竊。
 

　　（二）審查運用間接證據構建證據體系

　　1.審查間接證據能否相互印證，是否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或者疑問

　　根據證據與案件的主要事實是否有直接關系，可以將證據分為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間接證據所包含的信息量并不如直接證據涵蓋的內容豐富、充分，只能證明案件事實的某一環節或片段，具有零散性，因此，在間接證據的運用上應當遵循多（雙）向印證規則，消除證據之間的矛盾，使證據相互印證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多（雙）向印證與單向印證的邏輯推演不同，單個間接證據自身的證明力只有在與其他證據的相互作用中，才有可能加以確定，即單個間接證據的證明力建立在對案件證據的整體判斷之上，若不建立證據之間的聯結點，不僅不能保障單個間接證據的真實性，更無法達到定罪的要求。
 

　　對于“零口供”案件，需要在審查單個間接證據具備證明能力的基礎上，通過比對不同證據所含信息的內容同一或指向同一，將單一間接證據鏈接起來，形成相互支撐、協調一致的證明體系。如果間接證據之間不相符合，相互脫節，就應當通過進一步補充調查，查證清楚之后，才確定它們的證明力。只有對所有應予證明的案件事實和情節都有相應確實的間接證據予以證明，并且間接證據之間形成環環相扣的閉合證明鎖鏈后才可以定案。
 

　　具體到本案，主要的間接證據共8組，且均查證屬實。分別是：（1）被害人唐某某的陳述；（2）現場勘驗筆錄；（3）搜查筆錄、扣押清單及照片；（4）視頻資料（包括案發現場監控錄像，因凌晨4時，無法清晰辨認）、視頻監控截圖、視聽資料說明書及據此制作的行動路線軌跡圖及標注；（5）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出具的客戶信息資料、銀行流水及視頻資料；（6）公安機關組織進行的偵查實驗及實驗筆錄；（7）公安機關出具的偵破經過；（8）被告人趙某某的供述。其中第（1）（2）（4）組證據能夠相互印證、相互支撐，證明被害人車內財物被盜，此外，被害人陳述失竊現金的來源與其在銀行取現的流水亦能相互印證，證明被害人在案發前確實通過支票取現，且與失竊金額能夠對應；第（3）（4）（8）組證據能夠相互印證，證據信息的內容同一、指向同一，共同證明趙某某在案發時間段前后的行動軌跡和換裝過程；第（3）（6）組證據能夠相互印證，證明從趙某某處查扣的開鎖工具系專門開大眾車鎖的，且在1分鐘之內即能開鎖，開鎖時長與第（4）組案發現場的監控視頻中被盜車輛附近手電燈光持續閃爍的時長大致相當；第（5）組銀行流水和視頻資料與第（1）組被害人的供述在存取款的金額上能夠對應。
 

　　以上各組間接證據通過雙向或多向的相互印證，環環相扣，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條，不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或疑問，足以得出被告人事前實地勘察尋找作案目標、躲避監控進行偽裝、夜深人靜開鎖行竊、離開現場換回原裝、乘車回家的事實。
 

　　2.合理運用事實推定排除合理懷疑，得出唯一肯定結論
 

　　在相關間接證據查證屬實、相互印證并形成完整證據鏈條之后，法官要以事實推定為媒介并運用邏輯推理和經驗法則，將在案間接證據串聯起來回溯再現案件事實，得出唯一肯定的結論。在“零口供”且無直接證據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情況下，必然要求以事實推定方式認定案件事實，但是事實推定是建立在蓋然性的基礎上，因此，為確保推理的嚴密性和結論的準確性，推理的每一環節必須符合邏輯和經驗法則。
 

　　具體到本案，首先，推定本案案發時間符合經驗法則。經調閱案發地的監控視頻錄像，發現失竊車輛在24日凌晨04時01分至06分持續出現手電燈光閃爍，且上午07時左右被害人發現車輛被竊，根據經驗法則，完全可以推定本案的案發時間就是24日凌晨04時01分至06分。其次，鎖定犯罪嫌疑人作案符合邏輯。在確定案發時間后，調閱案發地和案發地附近的路面監控錄像，案發時間段前后，案發地點附近沒有任何其他人出入，僅有經過偽裝的一名男子出現過，可以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可能性。再次，抓獲犯罪嫌疑人的過程客觀自然。經調閱路面監控發現，經過偽裝的男子離開現場，換回原來著裝并乘公交車返回住處。隨即，公安機關到其住處將其抓獲，并在其住處查扣到偽裝用的衣服、假頭套、開鎖工具，且本案被告人趙某某亦承認監控錄像中的男子系其本人。因而，認定趙某某實施盜竊的推理過程嚴謹合理、環環相扣，得出的結論是唯一的、排他的、肯定的。
 

　　綜上，被告人趙某某雖始終作無罪辯解，但認定趙某某作案的間接證據均已查證屬實，且間接證據之間亦能相互印證，不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無法解釋的疑問，形成完整的證明體系。被告人的無罪辯解未形成合理懷疑，依據間接證據認定的事實具有唯一性，達到了刑事案件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故一、二審法院依法認定趙某某構成盜竊罪。上海律師事務所免費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