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某，中共黨員，2008年至2021年3月歷任A縣發改委副主任、主任。經查，戴某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在人事安排、經費撥付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財物共計20余萬元。此外，2012年至2021年期間，戴某還以幫助轄區內部分企業爭取上級補助資金為由，以支付發改委開支為名，要求相關企業負責人在A縣多家煙酒商行預存費用共計100余萬元歸戴某控制使用，A縣發改委其他人不知情，后相關錢款部分被戴某提現據為己有，剩余部分被戴某用于單位走訪、開支或個人開支。
 

　　本案中，對戴某收受他人20余萬元的行為構成受賄罪不持異議，但對戴某以單位名義索取財物歸個人控制使用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為轄區內企業爭取上級補助資金，屬于發改委職責范圍，戴某作為A縣發改委主任，以此向企業經營者索要財物，后將部分財物用于單位走訪、開支。A縣發改委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條單位受賄罪的規定，對戴某應以單位受賄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A縣發改委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條單位受賄罪的規定，單位受賄既遂后，戴某將其中部分款項用于個人支出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的規定，應以貪污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三種意見認為：戴某作為A縣發改委主任，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轄區內企業爭取上級補助資金，以單位名義向企業經營者索取財物，但相關財物歸戴某控制、使用，單位其他人不知情，其行為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的規定，應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對于本案的處理，閔行刑事律師同意第三種意見。
 

　　一、受賄罪與單位受賄罪的區分

　　本案定性的關鍵在于區分受賄罪和單位受賄罪，受賄罪和單位受賄罪同屬刑法第八章“貪污賄賂罪”中的罪名，保護的法益相似。二者最顯著的區別在于行為主體不同。前者的行為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后者的行為主體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國有單位。閔行刑事律師認為，本案應結合主體意志和收受款物的利益歸屬判斷行為主體。
 

　　二、A縣發改委不構成單位受賄罪

　　閔行刑事律師認為，本案中A縣發改委不構成單位受賄罪。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單位受賄屬于單位犯罪，應體現單位意志。本案中戴某以支付A縣發改委開支的名義向企業經營者索要錢款，事前未與單位其他班子成員進行商量，事后A縣發改委其他人對此事不知情，知情范圍有限，因此戴某索要錢款的行為不能體現單位意志。相應地，作為行賄方的企業經營者，只關注自身能否取得政府資金支持，對所送錢款最終歸屬戴某或其單位并不關心，僅持一種概括的認識。
 

　　第二，單位受賄時，因犯罪行為獲取的利益應歸屬單位。對單位受賄罪實行雙罰制，其立法目的在于利用財產刑和對責任人員的處罰，削弱單位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從而達到懲戒目的。本案中戴某要求企業經營者將有關錢款存入A縣部分煙酒商行，由戴某個人占有和支取，A縣發改委無法實現對錢款的控制、使用，在此前提下，以單位犯罪追究A縣發改委的刑事責任，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第三，索取的錢款用途違規。本案中，戴某以單位名義索取的錢款除用于其個人開支的部分外，用于走訪的部分多數是戴某逢年過節走訪領導，是違規行為，且戴某走訪主要目的是為搞好個人“關系”、獲得領導“賞識”。因此，該走訪活動宜認定為戴某個人行為，而非職務行為，不宜認定A縣發改委成立單位受賄罪。即使其中一小部分錢款用于單位支出，仍不能改變戴某行為性質。
 

　　三、戴某的行為宜認定為受賄罪

　　首先，在犯罪構成方面，受賄罪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其侵犯的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本案中，戴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爭取上級補助資金問題上，向轄區內的企業經營者索要錢款且數額巨大，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其次，戴某在受賄既遂后，將其中一小部分錢款用于單位支出，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第一款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出于貪污、受賄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收受他人財物之后，將贓款贓物用于單位公務支出或者社會捐贈的，不影響貪污罪、受賄罪的認定，但量刑時可以酌情考慮。”因此，戴某用于單位支出的部分可以作為從輕處理的情節，在量刑時加以考慮。   上海閔行職務犯罪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