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披露，檢察機關探索支持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訴訟，對未成年人遭受嚴重精神創傷，侵害對受害家庭影響較大的。白皮書中提到，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檢察院在依法起訴牛涉嫌強奸案的同時，支持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最后，牛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一次性賠償3萬元。嘉定大律師所認為，這是新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實施后，人民法院根據新規定作出的第一起支持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精神損失的案件，具有重要意義。
 

　　新解釋打開半扇窗 檢察機關探索支持起訴。

　　性侵犯案件的受害者的精神損害賠償一直受到社會的關注。華東政法大學刑法學院教授張東告訴記者，2012年刑法解釋規定，因犯罪、附帶民事訴訟或單獨民事訴訟賠償精神損失，人民法院不接受，阻止犯罪當事人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救濟途徑。但是，《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不得提出精神損害賠償。202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正式實施。《新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75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一般不接受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賠償精神損失。與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相比，增加了一般一詞。

　　張東認為，這是由于犯罪侵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開放，取得了突破。人民法院不再絕對不接受此類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司法機關積極探索，如對人身權利造成重大損害的犯罪領域。同時，也解決了2012年刑事訴訟法解釋與民法典規定的沖突。

　　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方長英看到了半扇窗。房長英告訴記者：新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75條第二款，‘一般不接受’，特殊情況不排除。在處理牛涉嫌強奸案時，他覺得自己可以探索。

　　案件負責人檢察官陶維平告訴記者，被告牛知道受害者小紅（筆名）是一個智障女孩，2020年在她的住所，利用小紅玩，鎖門，脫衣服，按手，多次強奸小紅。當時，被告希望受害者先出具諒解書，然后賠償受害者的損失，以便從輕處理。受害者的父母不同意理解，要求嚴厲處罰，但他們也有強烈的賠償意愿。這也是大多數未成年人性侵犯受害者的愿望。

　　2021年3月1日，小紅的父親代表小紅向上海靜安區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求法院判處被告牛某賠償被害人精神損害5萬元。同日，他向寶山區檢察院申請支持起訴。寶山區檢察院受理了申請，并將支持起訴文件送達靜安區法院。

　　房長英帶領團隊出庭支持起訴，發表意見，要求法院綜合考慮精神損害賠償確定的基本原則、被告行為的過錯程度、危害結果、民事責任、受害人精神損害程度和上海相關賠償標準。

　　陶偉平告訴記者，《民法典》第1183條規定，侵犯自然人人身權益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牛的強奸嚴重侵犯了受害人小紅的身體權利、健康權利和人格尊嚴權利，再次傷害了小紅原本身體發育不成熟、智力殘疾的身體，對小紅的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人生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心理創傷也將伴隨他一生。

　　據嘉定大律師所了解，小紅的父母擔心她在上海的居住地會受到不利影響。她母親放棄了在上海的工作，帶她回了家鄉。事件發生后，小紅的性格發生了變化，做了噩夢，不愿意與陌生人接觸。

　　檢察機關有必要支持起訴，這是合理的。陶維平說，受害者小紅是精神殘疾的未成年人，屬于弱勢群體，不能獨立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父母為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低，自我保護能力弱。小紅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侵犯，被告沒有任何經濟賠償。根據優先保護未成年人的原則，充分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應當支持受害人的民事訴訟請求。

　　為此，小紅的父母向檢察院發出橫幅，感謝檢察機關支持受害人申請精神損害賠償。
 

　　物質損害訴訟和精神損害訴訟可以獨立存在。

　　2021年3月10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法院認為，被性侵犯的未成年人在自我性別認同、兩性關系認識甚至三種觀點的形成方面都會受到很大影響，這可能直接影響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除了對被性侵犯的未成年人的人身傷害和心理康復治療等直接物質損失給予賠償外，給予一定的精神損害賠償可以更好地反映優先考慮和特殊保護未成年人的原則。

　　法院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受害者是輕度精神發育遲緩的未成年人，但他們應該享有與正常人相同的人格權。事件發生后，受害人脾氣暴躁，害怕與陌生人接觸，不敢獨自睡覺，這是精神損害的表現。與正常人相比，受害人的認知能力降低，自我修復和調整能力也會同時減弱，這種精神損害可能伴隨著他的一生。受害人受到侵權后沒有直接物質損失，被告也沒有作出任何經濟賠償。現在，受害人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是合理的，被告也同意支持；公訴機關采納附帶民事部分的支持起訴意見。

　　根據被告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和對受害人的影響，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根據民事部分，自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一次性賠償小紅精神慰藉金3萬元。

　　牛某某認為量刑過重，提出上訴。二審法院作出裁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法院認為，通常，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犯的本質是一種性剝削。除了身體損害外，它還帶來了更多的精神痛苦和聲譽損害。當然，也有精神損害的事實，這也是中國加入的國際公約所禁止的。由于上訴人牛的犯罪行為，受害人遭受了身心雙重侵犯，上訴人牛應對受害人承擔民事法律責任，以填補受害人的精神損害。

　　二審法院認為，犯罪行為與民事侵權行為競爭，但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可以依法包容并存。根據《民法典》的規定，民事主體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不影響民事責任。同時，侵犯自然人人身權益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侵權人有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民法典》是調整民事法律關系，保護民事主體合法權益的基本法律。因此，民事法律的規定也應當依法適用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二審法院認為，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二款的解釋，一審法院接受了原告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請求作為例外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智力殘疾的未成年受害者遭受了多次性侵犯，加上智力低下、性防御能力弱、自我修復和調整能力弱，使受害者的身心傷害比一般刑事案件更強。本案是一種特殊情況，可以要求上訴人牛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對于“嚴重精神后果”的認定，二審法院認為，性侵害未成年人，這種損害并不以性器官受損為必要條件，沒有物質損害不等于沒有精神損害，物質損害之訴與精神損害之訴可以獨立存在。被害人雖未達到評殘等級程度，但現有證據顯示，被害人被性侵后，存在脾氣暴躁、害怕與陌生人接觸、不敢一人睡覺等情況，表明上訴人牛某某的侵權行為嚴重影響了被害人的日常生活，對其造成了永久性傷害。被害人雖智力殘障，但其人格權同樣受法律保護，同時，結合上訴人牛某某對智力殘障的未成年被害人多次奸淫的事實，可以認定給被害人造成了“嚴重精神損害”。

 

　　鼓勵司法實踐 明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邊界范圍

　　“檢察機關通過白皮書中的典型案例向全社會表明，國家公訴機關支持未成年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通過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來獲得精神損害賠償。”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副教授張榮麗告訴記者，這是檢察機關在保護未成年人權益上的最新探索，代表國家對受害未成年人的救助力度和對加害人的懲罰力度都在進一步提升。以往，受害人要獲得與精神損害有關的賠償，只能通過刑事和解程序，需要受害方出具諒解書，這對性犯罪受害人來說，無異于精神上的二次傷害。

　　在嘉定大律師所看來，通過賠償精神撫慰金，被告人不僅承擔刑事責任，還要承擔刑事附帶民事精神損害賠償的責任，加大了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力度，但“哪些情況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刑訴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此類案件也沒有先例。此外，賠償金額如何確定，也存在困難”。

　　在張榮麗看來，未來要解決的問題是對未成年人精神損害的專業評估，“要由有資質的機構和專業人員經過科學評估，對性侵未成年受害人精神損害的等級，治療的醫療機構，具體治療時間長度、頻次等出具評估結果或者鑒定意見，以此作為受害方索賠和法院判決賠償數額的依據。但目前司法實踐中，能夠面向受害未成年人進行心理治療和精神損害評估的專業人員非常匱乏，未來國家要加快相關專業人員的培養步伐。”

　　“寶山檢察院支持起訴的這起案件是一個非常好的判例，是刑事領域的重大突破。”張棟告訴記者，該案對我國相關領域司法實踐將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把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推進到一個新高度。刑事案件精神損害賠償率先在未成年人保護領域實現突破，彰顯了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權益保障的高度重視。

　　張棟認為，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司法機關對遭受犯罪侵害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口子”有望越開越大。性犯罪會造成很嚴重的精神傷害，除了未成年人，其他性犯罪被害人是否也能獲得精神損害賠償，未成年人遭遇犯罪侵害的案件是否都可以獲得精神損害賠償，有待司法實踐探索。“應鼓勵各地司法機關在實踐中根據現實情況，不斷開拓新的案例，把支持精神損害賠償的邊界固定下來，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進而不斷推動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