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國刑法領域通過定罪量刑標準的設計和定罪范圍的調整，有效地調整了著作權犯罪的范圍，以擴大公民對知識產權產品的合理使用。從刑事政策的角度來看，這種方法有效地維護和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上海刑事案件律師就來告訴您相關的情況。

　　但如前所述，當前的內外部經濟環境對我國知識產權的刑事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也上升為重要的國家戰略，刑事政策也應隨之調整。當然，基于利益平衡和公共利益的目的，限制創作者的專有權以保證公眾對知識產品的合理使用，也是學界和實務界基本認可的。

　　但是，國家對知識產權的必要限制主要是在權力范圍和效力方面對知識產權進行限制。這些限制應該受到公權力的合理干預，例如，通過調整知識產權保護的期限，而不是司法權力。因此，以保護市場經濟秩序為由而忽視對著作權人利益的保護，與現行刑事政策不符，對著作權進行必要的限制干預也不是合理的方式。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針對新的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出現，被動地提出新的定罪量刑標準并不是長久之計。從改革侵犯著作權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確保刑事立法穩定性的角度出發，有必要提出新的定罪量刑標準。筆者認為以著作權人遭受的損失程度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更為合理。

　　據此，可以將刑法第217條中“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內容修改為“給著作權人造成重大損失”，確立“固定型+浮動型”模式的認定標準。本標準的具體內容和認證如下。

　　當然，注意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并不意味著放棄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市場經濟是一種高度市場化、商品化的經濟形態。從法律角度看，市場經濟交易的唯一前提是任何人對自己的產品擁有所有權和自由控制權。私權是著作權的基本屬性。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最佳途徑是維護著作權人的利益，保護著作權人的所有權和對著作權的自由控制。

　　雖然我國立法及司法進行解釋最先規定了以非法所得數額及非法企業經營數額為定罪量刑標準，但從上文的實證研究分析可看出，傳統經濟社會的侵犯著作權罪中僅有7、8％的案件可以選擇以這兩種技術標準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司法會計實務發展中所需要選擇的復制品數量關系實際上亦可基本理論代表中國著作權人的損失一定程度，只是其未能精確地衡量著作權人損失嚴重程度不同而已，加之后續司法解釋所規定的會員用戶數量、點擊數等。

　　司法實務中實際上均是以學習各種問題不可量化轉化的計算著作權人損失風險程度的標準來衡量一個犯罪活動行為的危害最大程度，非法所得數額及非法生產經營數額已基本被擱置不用，當前教育只是囿于刑事責任立法體系尚未作出一些相應修正，導致了侵犯著作權罪于規范制度層面與實務層面之間存在文化沖突。

　　因此，應順應司法實務的傾向性選擇，在以著作權人的利益受到保護環境為主的理念下，選擇以著作權人損失很大程度為情節認定標準并相應修正著作權犯罪刑事立法與相關要求司法解釋。

　　固定以著作權人所遭受的損失一定程度可以作為進行定罪量刑的認定管理標準，要注意著作權人所遭受的損失數額并非指其因侵權責任行為而減少的利潤額，而是指其因侵權法律行為所遭受的所有經濟損失，具體企業而言，其計算模型公式為損失數額等于侵權著作品數量乘以單個被侵犯的著作權相關產品的價格，被侵犯的著作權產品的價格則以物價認證工作部門的鑒定價格為準。

　　同時我們需要研究指出的是，在網絡空間中，基于我國網絡安全技術的特殊性，有兩種不同情況發展需要學生注意。一是若通過利用網絡資源下載數字化的著作權作品，例如學習音樂藝術作品，其侵權設計作品具有數量原則上仍以下載量計算，但須審慎甄別，防止出現惡意下載以加大權利人損失數額情形的發生。

　　二是社會對于侵權人因侵權行為而獲得的其他一些非法經營所得，不應屬于自己著作權人的損失數額。例如政府網站平臺經營者在其網站上復制發行侵權小說文學作品，通過這些小說創作作品不斷提高教學網站流量進而實現獲取廣告業務收入，廣告銷售收入便屬于侵權人因侵權行為而獲得的其他國家非法所得。

　　但上海刑事案件律師認為，從著作權人角度而言，這部分主要收入并非其直接投資損失，而是間接導致損失，間接影響損失不具有必然性，將其認定為著作權人的損失是不合理的，著作權人的損失數額應以直接利益損失數額為準。